一方面，富人因为占有的社会资本或资源比穷人或平民百姓要多，他们相应地就比穷人或平民百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从古至今，社会始终期许富人会博爱地协助穷人走出困境。这几乎是对富人的一个天然的社会道德要求。当然，富人因为对社会的投资，比如建工厂开公司，用纳税的方式回报社会，同样体现出他们的社会责任，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当一个人占有的资源远远大于社会平均占有量的时候，这个人的社会责任就应该相应地提高。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在“补偿原则”提到，跑到前面的人一定要对后面的人进行补偿。中国古人也有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也；损不足而补有余，人之逆也。”就是这个道理。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央电视台、中国都市报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捐赠活动如今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就拿广东来说，南方都市报自从推出该活动以来，已有２０多万元的捐款从四面八方汇到银行，这些捐赠人主要是一些普通百姓，甚至是自己也处于贫穷中的打工者。当然也有一些富人的捐赠，但目前大宗的富人捐赠还没有。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普通百姓积极捐赠而富人的热忱却要低许多呢？

　　有人说，普通百姓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穷人的生活难处，因此，他们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将心比心”，其慈善意识也就更强。也有的人在自己困难的时候因为受到别人的资助，自然就产生了回报社会的想法。这种想法按照民间说法，就是善善相报，体现出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但是，由此我们就说富人就没有了同情心么？或者说，为什么富人的捐赠意识反而比普通百姓还要低呢？

　　这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在美国像比尔·盖茨这样富可敌国的富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个人慈善基金会，但是，更多的捐赠还是来自平民百姓。在美国，８５％的捐款来自美国民众，涓涓细流汇成金钱的巨浪。美国老百姓平均把他们收入的２％捐献出来。《时代》周刊的文章说，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旁，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

　　在美国，一项调查表明，比起拥有巨大财富的人来说，低收入的人在他们总收入的百分比中，用于捐款的比例更高。收入在１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他们捐出收入的５·２％。可是，收入在１０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他们的捐款比例仅为２·２％。这也许是因为低收入的人更接近社会底层，更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

　　从美国的这项调查来看，为什么收入越低的平民，捐赠的积极性越高，收入越高的富人，捐赠的热情反而越低？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穷人（平民百姓）的社会责任感是基于他们天然的同情心和对贫穷的理解力。他们来自穷人，以切身的体验来体味贫穷对一个人的打击程度，能体味出穷人对金钱的渴望和社会帮助的需求，因此，他们往往能对穷人做出力所能及的援助。他们用自己并不富裕的肩膀自觉地扛负了道义和社会责任。而富人远离了贫穷生活圈，富裕的生活渐渐地消蚀了他们人性中的同情心。他们很难理解穷困在一个人身上所造成的压力或打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富人的社会责任感就没有了，其实许多富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美国的盖茨，比如中国的李嘉诚、邵逸夫等等。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更多地思考富人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富人的社会责任感，是指富人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为什么要对富人的社会责任感提出更高的要求呢？一方面，富人因为占有的社会资本或资源比穷人或平民百姓要多，他们相应地就比穷人或平民百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从古至今，社会始终期许富人会博爱地协助穷人走出困境。这几乎是对富人的一个天然的社会道德要求。当然，富人因为对社会的投资，比如建工厂开公司，用纳税的方式回报社会，同样体现出他们的社会责任，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当一个人占有的资源远远大于社会平均占有量的时候，这个人的社会责任就应该相应地提高。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在“补偿原则”提到，跑到前面的人一定要对后面的人进行补偿。中国古人也有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也；损不足而补有余，人之逆也。”就是这个道理。卡内基也说过：“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这种“道义”和“义务”虽然不是建立在社会强制上，但却是作为人性的天然的良知要求。

　　慈善事业发达与否，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及进步的程度，慈善事业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参与，但是，更需要富人热情支持。这是社会对他们寄予的天然的道德期望。这种期望没有理由，这种要求也不是强制，但却在道义上天天拷问着每一个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