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学校竟然用大广播上文化课 

　　新华网长沙１０月２４日电 学校训练场上到处都是学生，大广播开始播音。就在别人以为课间广播操即将开始的时候，“大广播”里却说：“现在开始补习文化课，今天讲语文……”原来，那是一群青少年运动员正在进行专业训练，顺便“收听”文化课。 

　　这不是搞笑片，而是国内某地一所运动学校对文化教育课的安排。这种重体育训练而轻文化教育的喜剧情节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我国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现状的真实反映。武汉体育学院社科院院长高雪峰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讲起他开展调研时的这一见闻时，有点哭笑不得的味道，“难以置信的是，这种用大广播上文化课的做法还被作为经验推广。”这位教授还告诉记者一个“小秘密”，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世界冠军，连汉语拼音都不会。 

　　无论业余体校还是运动学校，中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与训练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但几乎所有人都把后者作为首选。高雪峰对国内少年体校进行过专门调研。他说，体校每周至少应该安排１０至１２学时的文化课，但因为训练任务重，比赛压力大，所以基本上达不到这一最低要求。而且由于文化学习常常被长时间中断和耽搁，因此，“绝大多数从事体育训练的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始终在一个很低的文化水平上徘徊。” 

　　据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一位官员介绍，中国已有约４２％的少年体校，开始与普通学校合作，探索“体教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过，高雪峰认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存在着导向上的偏差，体校认为“不出成绩不出人才就显得不行”，而“不搞好文化教育就不会有人觉得不行”，因此文化教育的效果不甚理想。他说：“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调查发现，体校的确在上午安排了半天文化课，但一大早就把学生拉起来锻炼，而且运动量特别大，学生一上文化课就纷纷睡觉。” 

　　城运会期间，记者对足球、乒乓球、体操、射击等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受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玉溪足球队教练潘建福、青岛军事体校校长刘谕等介绍，多数青少年运动员能在体育训练的同时读到初中，但许多人只是小学水平。清华大学射击队的孙鑫曾在县、市体校接受过教育。她承认，“在体校，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学习可以说是被完全荒废了。” 

　　高雪峰认为，虽然目前的体育教学体制为中国培养了众多人才，但体校的教育和训练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和体育的发展与改革的形势，尤其是青少年文化教育问题成为这一体制的一大“死穴”。他说，如果不及早进行改革，可能会出现震撼性的动荡。 

  　一位亚洲冠军的自述：我的文化水平还停留在小学六年级 

　　唐媛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年级学生。她说：“不怕你笑话，我的文化水平还只停留在小学六年级的水平。”

　　这个以小学水平上大学的姑娘，就是曾夺得亚洲杯乒乓球赛女子单打冠军的国手唐媛。一说到学习，她就显得无比郁闷和痛苦，“太难了。” 

　　不过，唐媛为自己能及早上大学而感到庆幸，甚至有些骄傲。因为她是在一片惊叹与劝阻声中，主动退出国家队的。她想另外走一条文化学习的成才之路。 

　　唐媛于１９８３年出生在武汉，那里曾走出过陈静和乔红两位乒乓球世界冠军。于是，和所有向往成为体坛明星的人一样，她在６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乒乓球业余训练。小学刚毕业，１３岁的唐媛南下深圳练球，并在两年后打进广东省队。２０００年，她如愿以偿进入国家队，一年后就在印度夺取亚洲杯女单冠军。这是一条顺利的体育之路，对多数青少年运动员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想。 

　　然而，就在去年底，唐媛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退出国家队。“我是一个削球手，逐渐感到打法的发展有限，再打下去也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唐媛说：“我的文化底子不好，所以就想趁年轻，再学点东西，走一条新路。” 

　　“小学毕业后，我大概是在广东省体校不完整地学了两年初中课程。过去文化学习的底子实在是太薄了。”唐媛很努力地回忆，才记起自己学习的经历，“学得快也忘得快。” 

　　唐媛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说起来还是忍不住发笑。那会儿也上语文、数学和英语课，但一心一意打球，上文化课根本坐不下来，听不进去。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听进去了，可是训练和比赛一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全部还给了老师。” 

　　到国家队后，唐媛全天训练，第一年大约有两三个月时间进行文化学习，还有专门的老师，“可是比赛太多，一脑门子训练，学的东西根本没时间再去看、去想。”唐媛无奈地说。 

　　唐媛现在学的大学专业是国际贸易，第一学期的９门课程，让她头大如斗。“过去什么都没学好，现在得从头学起。天天练发音、背单词，在床上一闭眼，满脑子都是英语。”唐媛痛苦地说：“学习比过去集训累得多，以前只想练球一件事，累也只是身体累，现在是身体累心也累。” 

　　虽然压力巨大，身心疲惫，但唐媛仍庆幸自己“弃武从文”的选择十分英明。她说：“我还会继续打乒乓球，但一定要把学习搞好。没有文化知识，干什么都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