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浙江省人民美术出版社高盛奎拍摄的120多幅人体摄影作品在南通群艺馆展出。尽管门票售价仅为10元，但低调的登场还是让展览大厅门可罗雀。最让主办单位尴尬的是，开展3天来，光顾者中“民工观众”多，“艺术工作者”掏腰包的少，似乎大大背离了他们的“初衷”。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赫然以“民工观众多过艺术工作者人体摄影展遭遇尴尬”为题。（2月18日《扬子晚报》） 

    在一些高雅人士眼里，民工们可能连衣着不整也不洁，仅凭这一点，就已不免常为时下一些“高档”酒店所坚拒，那么“高雅”的艺术殿堂，当然也要对他们紧闭大门了。想想也是，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或就是文盲或半文盲，整天为生计忙碌的民工，居然也敢跑进来观看人体摄影展，这不管怎样说，都是极不相称极不般配的呀。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恐怕是让那些整天跟艺术打交道的人心里最不能接受的现实了。所以，面对“民工观众多过艺术工作者”的情境，便难免要神经质般地大呼小叫不停了。 

    我们曾长期浸淫于等级思想之中，而等级思想并非只是体制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封建社会的消失，并不表明等级思想也没有了。正是这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以致认为民工多于艺术工作者观看艺术展出，是不可理喻的。 

    这种不知不觉的歧视业已渗透到了城市孩子对农民子女们身上。最近，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对农民工子女上学情况进行了联合抽样调查，发现几乎是所有的被提问者都不愿到公办学校就读，哪怕是不交学费，相反，他们却都愿意到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哪怕条件再简陋。原因就是他们在公办学校里，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一次人体摄影展出，谁看谁不看，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就因为事关“人体”，就因为“民工观众多过艺术工作者”，于是便被多方认为是遭遇了“尴尬”，但这所谓的“尴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都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叶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