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晚报3月8日讯　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共同富裕和缩小贫富差距。几天来，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如何减小贫富差距建言献策，“适时提高二次分配调剂能力、加大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倾斜”等举措被广泛讨论。提高低保标准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去年郑州市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月人均180元提高到200元后，很快就使城市贫富收入比率由前年的1∶7.19降低为去年的1∶7.11；而关于教育向贫困家庭子女倾斜问题，郑州市将继续执行教育扶贫政策。

　　郑州研究生阶层的收入是高中以下的2.46倍

　　昨日来自国家统计局郑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数据显示，去年在郑州，研究生学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261.66元，是惟一超过2万元的群体；而大学本科、专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691.66元、11131.08元；中专学历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38.30元，以上是4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超万元的群体。万元以下收入人群主要是高中以下学历的市民，他们的收入在8200元到9010元。

　　城调队的张海英科长分析说：“郑州的市民收入基本上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在高收入者中，多在机关党群企事业单位，低收入人群多在商业服务业谋生。学历的差别造成了职业的差别，而职业的差别，又决定着收入的差别。低学历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224元，研究生学历人群的收入是高中以下低学历人群收入的2.46倍。”张海英说。

　　关于教育扶贫、教育脱贫问题，郑州市教育局局长司福亭昨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今年郑州市的助学实施方案早已出台，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实施帮扶，力求不让一名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

　　委员献策：教育脱贫迫在眉睫

　　“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手段是教育，而不是税收。”正在举行的两会上，当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委员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3月6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从事税收理论和实践研究27年的郝如玉委员侃侃而谈：“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但事实上，累计税是对‘勤劳’的征税，对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不能滥用。税率不是定得越高越好。”

　　“个人所得税在我国不是主体税种，只占税收收入的7%，不可能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杠杆。税收不是万能的。”身兼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研究所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学会副会长等职的郝如玉委员坚定地认为。

　　“国外学者用50个国家的数据作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郝如玉委员继续阐述。

　　郝如玉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末，瑞典税务专家来华访问。“你们瑞典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你们是怎样通过税收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位研究税收的老教授问。“我们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不是税收。”瑞典专家的回答出人意料，同时让郝如玉委员陷入思考，“后来我们成立了专门课题研究小组，结论是同样的。”

　　郑州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比例7.11∶1

　　据昨日来自国家统计局郑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数据显示，郑州市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比率由前年的1∶7.19降低为去年的1∶7.11。在分析下降原因时，调查人员发现主要是郑州市动用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形式提高低保标准，把前年的每月人均180元提高到去年的200元。该调查队有关负责人认为，城市低保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郑州市目前为每月人均380元)应该根据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定期评估和提高，更多地用这种调节社会财富的方式减小贫富差距。

　　去年，郑州市占抽样户数10%的高收入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32.89元，是占10%的低收入家庭的7.11倍。

　　代表建言：增强财富再分配能力

　　煤价200到300元一吨，而煤矿工人的报酬只有5元一吨。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黄彦蓉在发言中，就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举了很多例子，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全总和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的专题调研。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黄彦蓉代表希望国务院高度重视，建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其他部门一起参与的收入分配问题的专题调研，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二次分配的调剂能力、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解决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将递交议案，对此进行呼吁。”(张勤、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