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6月27日讯 历经12年砥砺，参与起草反垄断法的专家接受本报专访――

　　市场经济自我完善的需要

　　“反垄断立法，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密不可分。一个推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这样一部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黄勇开门见山。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随着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价格联盟、搭售、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限制竞争等形形色色的垄断行为，也在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社会各界一直呼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

　　“而今，立法时机已经成熟。”黄勇分析，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很多方面还没有建立起充分自由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反垄断法不仅肩负着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责任，也肩负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任。这是其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黄勇说，“同时，反垄断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垄断可以让企业不费力、少费力便取得利益，从而失去创新的动力，只有保障充分、自由的竞争，才能鼓励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自由竞争的环境，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用专家的话来说，反垄断立法传递出一个重要讯号：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会改变。

　　不是“反大企业法”

　　过去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反垄断法，是一部反对大企业的法。我国企业正在做大做强之时，自然不应该制定或急于制定此法。

　　“这是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反垄断，关键要反同行不竞争和滥用优势地位损害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史际春认为，反垄断，反对的不是企业做大做强，而是企业不能利用其垄断地位限制其他企业的自由竞争。反垄断，保的是市场有序、充分竞争，优化运营效率，最终保护消费者整体利益。

　　他举例说，在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合并了；微软占据了世界PC操作系统市场90%以上的份额，政府也放行了。美国前司法部长表示，微软的垄断本身不违法，只是它不能利用其垄断地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黄勇也认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自由竞争的格局而非竞争者。实际上，“垄断”是一个中性词，企业进行规模经营是完全正当的；“垄断行为”才是我们抵制的对象。制定反垄断法，不是为了干预而干预，而是“该出手时才出手”。

　　黄勇还强调，反垄断法的出台是为了维护中国境内的统一的、自由的市场体制。这个法律适用的范围是一切市场主体，既包括国内的企业，也包括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反垄断法面前，这些主体是一律平等的。

　　遏制行政性垄断不可一蹴而就

　　如何抑制不当的行政垄断，一直是反垄断立法的焦点。

　　一些公众认为，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的市场垄断地位，是由行政垄断形成的。他们希望通过反垄断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垄断行业服务质量低下、官商作风等问题。

　　黄勇就此分析，这些行业分成两类：一类，如水、电等，属公用事业行业的自然垄断；另一类，如天然气、铁路等，属关乎国计民生的特殊管制行业。国家出于经济安全和产业、能源、环保等政策考虑，对这两类行业的准入采取限制竞争或不竞争的政策，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做法。但是，这两类行业的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反垄断法，同时，这两类行业还必须接受特殊的监管，比如其服务价格，须通过听证等法律程序来确定，不能随意提价。

　　要解决这两类行业效率低下、漠视消费者权益等问题，黄勇和史际春都认为需要与国际接轨，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包括适当放宽准入、通过竞争取得特许经营权、非自然垄断领域开放竞争等。

　　本次草案以专章形式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了具体规定，黄勇评价：“这是很大的进步，显示了决策者反行政垄断的决心！”

　　史际春则认为，不管有没有关于行政性垄断的具体规定，作为法治国家，损害竞争的行政性垄断都要反。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都反行政性垄断，但并无具体的法律规定，政府与企业、公民一样平等适用反垄断法。政府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包括赔偿，无需特殊。

　　黄勇说，要彻底解决行政性垄断的问题，仅靠一部法律是不太可能的。“遏制行政垄断，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