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70年来，许多外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及友好人士一直不断地报道、记述和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著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踏访红区，高度评价长征伟绩

　　最早关注中国红军长征的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从1935年7月起，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报纸也开始关注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出去后，立刻引起一些外国记者的注意，为了探寻红军长征胜利之迷，他们想方设法进入西北苏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如探险家一般来到陕北保安，成功一直接采访了一系列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战员，并用相机拍摄了他们的形象。一年后，一部真实记述中国工农红军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由英国的戈兰茨公司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斯诺在书中首次向西方世界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长征等惊世骇俗的壮举，并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的非凡经历告知世界。斯诺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20世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经典之作。此后不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来到陕北，根据半年多的采访，写出《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深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后写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德国的王安娜女士也以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和中国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撰写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在这些些书中，长征和红军将士的生活成为重要内容。

　　综观当年这些报道，无论作者分属于哪个阵营，都对长征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先，盛赞长征精神。苏联的《真理报》载文说，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斯诺认为红军“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海伦·斯诺根据红军在长征中的牺牲情况，认为红军有两个特点：年轻和勇于牺牲。并指出，“恰恰因为红军非常年轻，才能精力充沛，勇于牺牲，富于理想和激情。”红军勇于牺牲的精神，“已经成为崇尚‘舍身精神’的一种新形式了。她还试图将中国传统的为国家民族牺牲精神和共产党掌握的有革命理想的军队结合起来，探讨中央红军“用光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靠吃草皮和口号生活之后，还能保持旺盛意志”的原因。王安娜说：“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红军之所以战胜长征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因为具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精神”。红军“都是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其次，称颂红军是新型军队。斯诺认为，红军的优越性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他在《西行漫记》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政治学习制度，认为革命觉悟是维系红军斗志的支柱。在红军队伍中，连普通的战士都知道“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打仗，为解放人民打仗。”海伦·斯诺也认为，红军优越于国民党军队主要表现在：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士兵有阶级觉悟；政治工作好，教育好；党员干部是全军的模范战士；军中有完全的民主；官兵一致；战术灵活等。

　　第三，肯定长征锻炼了红军，保留了骨干，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王安娜认为，长征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长征是个熔炉，它把各种元素都熔在一起了。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优质钢铸成的革命精华，而不是身披铁甲的武夫。”“长征改变了红军的特点，使它从土地革命的战士和保卫者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把共产党称为“赤匪”，甚至有些刊物把红军画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物。然而，在外国记者眼中，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完全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朱德是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并认为红军“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他们用自己的笔，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群为了救国救民的中国精英，认为这些人是长征胜利之所在，也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回溯历史，展望新的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反映长征的书籍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有：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诗史》，美国人I·G·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诗史》，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的夫人夏洛特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美国人简·弗瑞兹的《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的险遇》，英国人安松·劳伦斯的《中国：长征》，英国人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人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人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日本人冈本隆三的《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前苏联尤里耶夫的《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英勇篇章》等。

　　在众多长征著述中，1985年出版的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斯诺当年曾说过，有朝一日，有人会写出这次远征的全部史诗。他的预言终于由曾同他并肩报道二战的记者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实现了。为了完成这本著作，1984年夏秋，索尔兹伯里以75岁高龄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并对上百位长征老战士和和党史军史专家作了采访。翌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

　　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又由于作者们大多不像当年斯诺等人那样，亲自到红色根据地访问过参加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红军高级将领和广大战士，因此这一时期国外关于长征学术研究著作增多，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把长征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结合起来考察。美国人莫里斯·梅斯纳指出，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重大问题，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他们认为，长征将毛泽东造就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迪克·威尔逊认为，毛泽东在领导长征时充分显示了政治天才，善于将机遇同英勇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革命形势迅猛向前发展，走出挫折，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活力。

　　其次，把长征的胜利同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认为长征不仅仅看作是一次杰出的军事成就，更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运动，认为它保证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索尔兹伯里说：“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长征“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美国人威廉·莫尔伍德形象地说：“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埃德蒙兹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第三，把长征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联系起来，试图解读长征及长征精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索尔兹伯里指出，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踏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实验。”并认为长征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70多年来，外国人对长征的关注从未中断。尽管视角、观点不尽相同，但对长征的高度评价却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笔下，长征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鼓舞着中国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不懈地努力。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长征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正如索尔兹伯里说过的：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