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些人的良知完全被利润吞噬，面对可能损害其利润收益的人，会本能地诉诸暴力。山西黑窑场、富源公司对工人施暴，其行为都属于这类性质，从窑主、项目业主到打手，都显示了人性的严重荒漠化。

　　为什么这些人施暴时竟如此肆无忌惮，居然是用汽车运来，并且统一着装？当地各级政府一个天然的职责，就是禁止民众之间相互使用暴力，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基本的和平秩序，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克制自己的暴力倾向，习惯于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

　　富源公司肆无忌惮组织人员专程赶来疯狂殴打工人，至少说明一点：这个业主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有严重后果。警察即使来了，也不能对自己怎么样。事实似乎正是如此。当地警察到来之后，打手们并没有停止施暴；对打人行凶者是否落网，当地派出所讳莫如深；当地政府官员去看望伤者，却没有表示对行凶者如何处置。

　　为什么当地政府未能雷厉风行地制止、打击如此使用暴力的行径？是否有些官员的“地方情结”在作怪。人们可以看到，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暴力的事情，在今天并不鲜见，而在本地企业雇佣外地员工的企业中，或者本地业主使用外地建筑工人的场所中，这种暴力倾向更加明显。可以说，本地企业对外地员工的偏见与歧视，本地政府官员对本地企业的无原则保护，加剧了暴力的使用，以致于某些人在经济活动中习惯于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

　　当然，本地企业与本地政府官员，客观上容易地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如果这种关系本身让业主享有了相对外地农民工的某种特权，那么这些有特权的人就可能倾向于滥用特权，包括对不服从自己安排者使用暴力。

　　也许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当地官员的政绩主要以经济增长指标衡量，他们天然地会采取亲商政策。外地工人要欠薪，当然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所以，有些政府官员很可能对少数企业主、业主采取恶劣手段对付这些工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工厂的工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原因正在这里。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遭到暴力侵害的重庆建筑工人，能否在当地获得公正而及时的救济？那些组织行凶者、及现场行凶者能否及时受到惩罚？农民工能否获得足够的赔偿？这些都令人难以乐观。当然，假如此事引起高层关注，当地政府或许会雷厉风行，农民工们也能得到救济。问题是，这样的高层关注毕竟是稀缺的，毕竟，在强调法治的今天，我们也不能总是靠高层关注推动问题的解决。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遏制经济生活中的暴力倾向？这种暴力现象并不少见，尽管其表现未必如本案这样极端。为什么会这样？如何驯化企业主、业主的心灵，使其按照和平的、文明的商业交易规则与工人、与交易对手打交道？显然，这既需要某种精神力量对人的心灵潜移默化，也需要一整套有效的制度约束人的本能行为。制度约束的关键是在权力与经济之间筑起防火墙，而金钱的力量一旦与权力结合，必然趋向野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