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浴血奋战，并最终成了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七七事变”70周年前夕，几位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向记者回首了那段峥嵘岁月——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129师排长秦忠在滂沱大雨中含泪摘下了红军军帽，戴上了青天白日徽的军帽。

　　9天前，八路军115师的改编仪式同样遭遇一场大雨。

　　一个月后，湘赣游击队第二大队政委罗维道走出湖南九龙山茂密的森林，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改编大会。先后走出深山老林的，还有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艰苦游击战的10300余名红军官兵。

　　1937年的夏秋之际，中国工农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请缨杀敌，分别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在抗日的洪流中高擎起不倒的军旗。

接受改编，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展示出博大胸怀

　　“全师集合，到西安捉蒋介石去！”红93师师长王近山粗大的嗓音在黎明时分格外响亮。就在刚才，值班排长秦忠把他从睡梦中吵醒，告诉他蒋介石被东北军扣住了！

　　嗷嗷大叫的红93师官兵迅速集合，一路狂奔，直扑西安。“一路上，戴着青天白日帽徽的东北军在路边列队欢迎我们。”秦忠回忆，“每个人都恨不得能亲手把蒋介石抓回来，碎尸万段。”

　　然而，当星夜兼程的红93师赶到西安北边的三原县时，上级突然给全体官兵出了一个题目：抓住了蒋介石，该如何处置？

　　“当时全师齐声大喊一个字：杀！”秦忠回忆说，红93师曾被国民党胡宗南部一路追杀，全师伤亡近半，师长柴洪儒牺牲，处境十分艰难。 如今蒋介石被抓，岂有不杀之理？但上级的命令很快就下来了，对蒋介石不但不杀，还要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

　　“从师长到战士，没有一个人能想得通。”秦忠说。

　　湘赣游击队第二大队政委罗维道和他的游击队员们同样想不通。1937年10月，当陈毅在国民党保镖的护送下，闯进湘赣游击队所在的九龙山时，立即被绑了起来。

　　“我们准备枪毙陈毅。”罗维道回忆说，“大家都认为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就是投降。”

　　为此，陈毅被关押了5天5夜，衣服、鞋子、礼帽都被没收。

　　在等待改编的日子里，红军中不断有人出走。有的基层干部开完会回来就抱头痛哭，第2天就不见了。有的则留个信：宁愿回乡种地也不给国民党当兵，然后不知去向。

　　秦忠一声长叹：“长征那么艰苦都没有走，现在给吃‘皇粮’了，大家却不愿意干了。”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辖3个师和1个特务团，共4.6万人。

　　“雨在下，泪也在流，那么大的雨水，流到嘴里还能感觉是咸的。”秦忠这样形容当时的改编情景。

　　与此同时，陈毅也说服了游击队，被松了绑。1937年10月12日，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陆续走出了深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全军下辖4个支队，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展示出博大的胸怀。尽管想不通，尽管有人离队，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仍然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艰难地戴到头上。

　　刘伯承在129师的改编大会上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换顶帽子算什么，只要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最后，他指着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对全场官兵大声说：“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

　　“当那顶新军帽戴在他的头上时，我看到他那只受伤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秦忠说。

　　全军将士喊声震天：“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杀我同胞，灭我种族，亡我国家……为同胞，为民族，为国家，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抗战到底，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空前的民族灾难中成为中流砥柱

　　1940年11月1日，山西省武乡县关家垴，八路军4个旅把鬼子冈崎大队600人围困起来，进攻从凌晨持续到上午。而2000名日军正从黄崖洞急速向关家垴增援。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1营教导员张英带领着两个炮兵连进入了东侧阵地，用火炮进行轰击。“但鬼子训练有素，迅速散开挖散兵坑，速度特别快。”张英回忆说。

　　彭德怀愤怒地甩开作战参谋走出指挥所，为了观察敌情，他半个身子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但此时已经没有人敢上去把他拉下来了。

　　彭德怀在电话里向正在指挥进攻的129师师长刘伯承怒吼：“拿不下关家垴，我撤掉129师的番号，我告诉你，杀头不论大小！”

　　刘伯承脸色铁青地下达了再次攻击的命令。18次冲锋，多次阵地前的贴身肉搏，刺刀、炸药、手榴弹、爆破筒……杀红了眼的中国军人又开始了血战。

　　八路军以4比1的伤亡比例，消灭了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冈崎大队，也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著名进攻战役——“百团大战”画上了一个胜利而悲壮的句号。

　　此时，装备更加低劣的新四军也正在江南战场与日军艰苦作战。1943年春，侵华日军开始大规模“扫荡”江苏北部的淮海抗日根据地。

　　3月18日晨，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的82名官兵奉命在淮阴市刘老庄村阻击1600余名日伪军，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这支刚刚从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普通连队，苦战至黄昏，弹尽粮绝，终以全连82人全部战死的悲壮代价完成阻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

　　类似这样的“扫荡”和反“扫荡”，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不对称的交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每一场胜利都来得异常惨烈。

　　“抗战初期，鬼子在中国腹地单列开进时都不设置边卫，猖狂到了极点。”时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1营教导员的张英回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齐密云说，直到日本投降，日军在华兵力仍有128万人，仅这一数字，就超过太平洋东南亚各战场日军的总和。

　　惨烈的关家垴之战，只是八路军8年艰难抗战中的一个片段。129师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战斗骨干，在百团大战中就伤亡过半，这让师长刘伯承心疼得眼伤复发。

　　但，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从来不曾退缩。

　　从1940年到1942年，八路军从近50万人锐减到30多万人。八路军的补给也日趋困难，弹药、粮饷、药品都严重匮乏。

　　在江南作战的新四军同样处境艰难。除了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也成为新四军必须面对的敌人。

　　“我们红3团1000多人，在福建漳浦县集中接受改编的时候，被国民党反动派缴了械。”时任福建永埔游击大队副政委的陈茂辉回忆。在他看来，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斗争必然会贯穿抗日战争全过程。

　　事实确实如此，3年后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惨遭毒手。陈茂辉随军长叶挺突围，一路冲杀，几天没有喝过一滴水，吃过一粒米，最后口吐鲜血倒在地上，被国民党军俘虏。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新四军著名作曲家任光，在写完这首《别了，三年的皖南》后，鲜血染红了皖南的山川。

　　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化整为零深入敌人后方，坚持抗战。皖南事变3天后，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原晋察冀军区教导团的张怀瑞所在团取消了营的建制，直接编成5个战斗连和1个侦察连，直接在团部指挥下进入敌占区作战，张怀瑞也补充到河北省行唐县支队当中队长。

　　“我们穿着便衣，到处摸敌人的情报，端敌人的炮楼。”张怀瑞说，他还经常到敌人占领的县城里去侦察，伪军认出了他，也不敢对他下手。

　　“我想把一个伪军中队长拉过来，但他不愿意。不过他请我在城里吃饭，然后礼送我出了城。”张怀瑞说。

　　在遍及19个省区的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仅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1943年一年中，就同日军作战24800余次，歼灭日伪军18.1万余人，攻克据点740多处。

　　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国防大学军史专家徐焰作了这样一个数据分析：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为数不多的长沙等大规模战役中，每次投入兵力四五万人。而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的“扫荡”，仅4万人以上的有近20次，万人以上的则达到了100多次。

发展壮大，中华民族赢得百年反抗侵略史上的首次胜利

　　从1941年到1945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顽强地战胜了日军的残酷“扫荡”，愈战愈强，扭转了战争形势，逐渐转入反攻阶段。

　　八路军经过艰苦奋斗，至1944年5月，对敌作战7.4万次，歼敌79万余人。到抗战胜利前，八路军已发展到近100万人。

　　绝境逢生的新四军，在皖南烈士的鲜血中站立了起来，从刚成立时的4个支队发展到7个师，人数也从1万余人壮大到9万余人。至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取消，新四军已发展到31万多人。

　　张怀瑞带领的中队，原本是一个连班用机枪都没有的地方部队，也在敌后战场发展壮大起来。

　　“我们还俘虏了一个日军小队长，他准备自杀，战士上去把刀抢了下来。”张怀瑞回忆说，“这个小队长后来成为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1944年的春节，晋察冀军区召开大会，授予张怀瑞所在中队“常胜之队”荣誉称号。

　　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对敌伪势力起到了极大的震慑和打击作用。很多伪政权中的汉奸出于自身需要，也不得不暗中为八路军工作。

　　秦忠到分区检查完工作返回部队时，骑的骡子突然尥蹶子跑到了伪军的炮楼里，没想到几天后，伪军居然又把骡子给送了回来。

　　“到抗战后期，伪军是不敢杀八路军的骡子的。”秦忠说。

　　不但如此，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残酷的战争实践中，血肉相连，生死与共，建立了牢固的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说：‘八路军是骨头，游击队是筋，老百姓是肉，只有这三者结合才能组成拳头。’”秦忠回忆说。

　　在河北省完县野场村，因为群众掩护了八路军撤退，鬼子枪杀了所有村民。当赶来收尸的人们掰开尸体，只看到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婴，含着死去奶母已经冷却的乳头，酣然入睡。

　　女婴的母亲是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干部，收养她的是野场村一位名叫杨桃的年轻农妇。当敌人机枪扫射时，身负重伤的杨桃怕孩子啼哭被敌人发现，挣扎着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

　　所有在场的人都潸然泪下——这个名叫廖雁北的孩子，后来成了北京友谊医院的一名医生。

　　“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就没有八路军的壮大，更不会有抗战的胜利。”老八路、原白求恩军医学校学员王世昌老人含泪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

　　为了回报乡亲，王世昌老人从上世纪90年代起，捐助和募集300万元经费，在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修建了全县最好的中学。为了把募集来的资金落到实处，她在县招待所吃一个馒头，喝一碗粥，也要从自己口袋里掏伙食费。

　　1945年，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批下七道抗日反攻命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寇最后一战》。中华民族终于盼来了百年屈辱史上的首次胜利。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公布了八路军战果：作战次数99847次，毙伤日军401648人、伪军312282人，合计713930人。俘虏日军5096人、伪军402112人，合计407208人。八路军牺牲40万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成为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

　　军事科学院罗焕章研究员说，正是由于日军主力被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而无法腾出手来，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因此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八路军、新四军，这两个仅仅存在了9年的称谓，今日已经成为了尘封的记忆。当年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张怀瑞“常胜之队”，已成为沈阳军区某机械化步兵旅装甲1营3连。

　　当年全连战死的“刘老庄连”，如今成为济南军区某机械化师的装甲连。每年，都会有刘老庄的后生，成为这个连队的士兵。

　　而那首由《八路军进行曲》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至今仍在解放军的军营里激昂回荡：“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记者：黎云、梅世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