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罪责》一书的第15章名为“父亲的战争”，其研究主题与多年前我读过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多有相似处。不同的是，在本书里，作者野田正彰先生对战争参与者后人的关注乃至个案研究时间跨度更长。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在《生而有罪》等书中完成的，相当于横切下十余个纳粹子女的心理切片，放大后仔细揣摩研究；而野田正彰则是纵向跟踪一名战争参与者后人的心理路线，伴随其曲折环绕颠簸撕裂矛盾惶惑，一问究竟。

　　1986年，父亲大泽雄吉患食道癌去世前一周，女儿仓桥绫子拿到一张满是皱褶的小纸片。那时，大泽雄吉的肝硬化已非常危险，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大泽雄吉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死了以后，把这个刻到墓碑上，别忘了，拜托了！”一周后，71岁的大泽雄吉病逝。几年后，一直忙于照顾家庭和工作的仓桥绫子想起父亲的遗愿，去跟哥哥商量，遭到拒绝：“我不愿在家族墓地上刻上这样的东西。”

　　这样，父亲的遗愿无法兑现，一再延宕。父亲希望刻到墓碑上的，是下面这段文字：“在旧军队勤务12年8个月。这期间有10年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中国的天津、北平、山西省的临汾、运城、旧满洲的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做出的行为不容辩解，真诚地道歉。”这段文字对自我履历陈述清晰，虽无细节，可其概念、态度确凿无疑：自己参加的，就是“侵略”战争，而不是日本教科书中说的“进入”……所以道歉，真诚地道歉。

　　野田正彰跟踪研究其女仓桥绫子的心路历程超过10年时间。在父亲去世后，每当有闲暇，父亲留下的那张满是皱褶的小纸片在她心里就显得愈发沉重。退职后，她一点点回忆父亲一生中的言谈举止，一位位拜访战时父亲的故交、亲人。拜访伯父时，仓桥绫子发现，同样的小纸片父亲临终前也给了自己的兄弟一份。不在家族墓地上刻下父亲遗愿的决定，是伯父与她哥哥共同做出的。

　　父亲去世4年后，仓桥绫子将未能履行父亲遗愿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骚动，写成了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小李》，公开发表；父亲去世8年后，仓桥绫子再次发表了纪实色彩浓郁的作品《悲伤的河》，开篇即以父亲临终嘱托写起；父亲去世10年后，仓桥绫子的哥哥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即仓桥绫子的侄子向姑姑承诺，将实现爷爷的遗愿——将那段认错、道歉的文字——补刻到家族墓地的石碑上去。

　　这个长达10余年的委婉心路个案罕见而珍贵。作为后辈，在整个国家都否定曾经发生过的侵略战争时，独自询问自己的父辈是否参加过不义之战并非易事。作为子女，仓桥绫子最开始没有力量去倾听。在作为慈父的父亲与作为侵略军的父亲等多重矛盾的纠缠中，她一直寝食难安。可最终，她理解了父亲——这个过程是在逐步探寻、探究、探索中完成的，它同时也是一个后世代个体逐步获取历史力量的过程。仓桥绫子的父亲在他的国家不想对侵略战争谢罪时，作为一个人谢了罪，他用谢罪为自己71年的人生画上句号。

　　2000年，该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后来又由昆仑出版社再版，而2000年那一版只印了5000册。本书日文原版，1998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第一年即重印7次。先入为主，我总觉得，这次重印将书名《战争罪责》变更为《战争与罪责》有点别扭。在我看来，“战争罪责”这4个字在作者野田正彰的阐述中，已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固定词组”：它是对“战后”当事人乃至后世代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的一种总括性指代。它是一个民族不断成熟的一项必须有人肯做、会做的心理工程。 (黄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