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拉萨发生的令世人震惊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让人看到了达赖集团妄图分裂祖国的本质。长期以来，达赖集团采用的都是两面手法：一方面由达赖出面到世界各地宣扬“中间道路”“非暴力”；另一方面由激进的“藏青会”等出面四处煽风点火，鼓动“藏独”分子用暴力手段制造事端。两种手法，一个目的，就是图谋“西藏独立”。

　　近些年，达赖集团在国际场合经常宣扬的“中间道路”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实行“高度自治、真正自治”。但只要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达赖集团宣称的“中间道路”，其内涵和实质与“西藏独立”主张是一回事，即都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安才旦分析说，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达赖集团坚持“西藏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坚持要将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西藏撤走，西藏地位交由国际会议讨论，西藏成为“和平区”“缓冲国”；第三，坚持西藏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第四，坚持在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区在内的24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藏区”实行“真正自治”，也就是要推翻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事务全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来管；第五，坚持要把非藏族群众从“大藏区”迁走。

　　就拿中央政府不能在西藏驻军，西藏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来说。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能在其领土上驻军，允许其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也就无主权可言。所以，达赖喇嘛主张的“真正自治”，实质上是要改变西藏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

　　安才旦说，“真正自治”是达赖集团西藏独立“三部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即第一步通过谈判先回到境内来，因为达赖集团在国外搞了几十年的独立活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所以要回到西藏使指挥独立活动变得更直接、更易“见成效”；第二步是通过“真正自治”取得政权；第三步是通过“全民公决”最终实现“西藏独立”。

　　其实，达赖集团提出的西藏“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的欺骗性，是连达赖身边人及其支持者都承认了的。比如，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一语道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再如，达赖集团《西藏杂志》编辑顿珠次仁在2004年撰写的《越过希望与想像解决西藏问题》一文中承认：“达赖喇嘛西藏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的要求，无异于西藏独立。”

　　98岁的阿沛·阿旺晋美是当代西藏历史的见证人。他对达赖集团的“西藏独立”幻想评介说：“20世纪西藏发生的事我经历了不少。所谓‘西藏独立’，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时藏语中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归属中央政府统辖，是公认的事实。所谓‘西藏独立’，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造出来的。”

　　从达赖集团近十多年来的言行看，所谓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说辞，只不过是动员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争取西藏和其他藏区民心的口号而已。实际上，达赖集团在呼喊“高度自治”和“真正自治”口号的同时，仍然在国外继续从事着分裂活动：

　　--继续施行《流亡藏人宪法》。1991年，即在达赖集团提出“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几年之后，达赖集团主导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仍然贯穿着“西藏独立”的宗旨。这个所谓的《宪法》规定，要“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这与1963年达赖主导制定的《未来西藏宪法》中关于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的提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至今，《流亡藏人宪法》仍是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遵循的行动指南。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流亡政府”机构。达赖于1959年4月在印度穆索里组建的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仅设“教育”“外交”“财政”“宗教”4个部，而2006年9月组建的第十三届“流亡政府”，却设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7个部。显而易见，在达赖集团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口号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不是弱化，而是在进一步强化。目前，国外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种种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

　　--继续唱所谓的“西藏国歌”、升“西藏国旗”。1959年之前，西藏从没有过什么“国歌”和“国旗”。达赖集团叛逃后，为宣扬“西藏独立”，才在境外制作了所谓的“西藏国国歌”和“西藏国国旗”。其“国歌”歌词和“国旗”图案，是赤裸裸的“西藏独立”宣示和标识。在达赖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口号的同时，达赖集团的重大活动，以及国外藏人学校开学典礼等活动，都要唱“国歌”、升“国旗”。“西藏独立”思想的灌输一刻都没有停止。

　　--继续公开或隐晦地宣扬“西藏独立”。达赖集团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口号后，每当他认为形势对其有利的时候，总要公开地表露“西藏独立”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期间，西方反华势力大肆对中国打压，达赖集团乘机在国际场合广泛地表达“西藏独立”的立场。比如，1990年9月5日，达赖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了西藏独立以新的勇气和力量。”又如，1991年8月，达赖在蒙古国活动时甚至说：“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看到中国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各族群众生活安定幸福，达赖就话音一转，高调宣扬“中间道路”，把以前所说的“西藏独立”，变换成“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争取西藏的自由”等等。

　　近几年，达赖集团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声明、访谈中，仍不时称西藏为“国家”，把西藏与中国并列的口气、语气依旧未变，其中一些激进分子更是赤裸裸表达真实想法。1995年3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洛桑丹增在《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运动》一文中写道：“政治上，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1951年，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另一部书中，桑东·洛桑丹增说：“西藏将是一个自治的国家。”

　　对达赖集团来说，“西藏独立”的道路行不通，也没有“中间道路”好走，只有一条光明之道，就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中国的行径，与旧日的梦想彻底决裂。(记者裘立华、唐召明)